《思想坦克》我们与台语的距离 比想像的更遥远

《思想坦克》我们与台语的距离 比想像的更遥远

本文作者为王昱帆,原文标题:我们与台语的距离,比你想像的更遥远,由思想坦克授权转载。

日前公共电视台製作之戏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(以下通称《与恶》)甫播出完结篇即宣布将开拍第二季,该剧探讨无差别杀人与杀童等社会议题,轰动一时,也引发舆论热议,举足亲子、社会问题等层面都已有文章长足讨论。唯就该剧语言使用问题,目前仅有文史工作者管仁健两文讨论(〈我们与「恶等于台语」的距离?〉、〈谁拉开了我们与台语的距离?〉),不过该文纯就全剧前四集讨论,并未有全集之通盘考虑,媒体面向上相关讨论仍付之阙如。

本文拟以几点与管先生商榷,就个人看完全剧后的心得,提出一些意见,也望抛砖引玉引起讨论。

管先生该文先盛讚本剧引领风潮,创下极高收视率,接着笔锋一转提及戒严时期党国政府对语言的箝制,举凡说国语运动、台语片演员失去饭碗等,并提到政府视角的台语多半代表不入流、苦、穷、倒楣等等。接着又援引马政府时期文宣塑造台语人士不思进取、说大话等等文宣、以及蔡政府时期台语恐怖份子等诸多对台语的负面印象、抹黑,管先生如数家珍一一细数,在之前讨论另一齣公视戏剧亦有提及,至全文最末才提出他的高见,「恶等同于台语」,并指出骂人、坏人与歹命人这三者党国时代塑造下来的「讲台语公式」丝毫未改。

管先生的第二篇文章稍稍修正了观点,认为老三台的三点已经有了修改,恶不再仅指台语,只是编剧的安排是某种「下蛊」,亦即父母说台语、子女说国语就是疏于沟通,这样的家庭就是没温暖的家庭。

先说明综观全剧,说台语的角色的确少之又少,除了管先生提及的兇手父母、以及在后两集才出现的黑道人士之外,人物基本上无分老幼(老年如饰演主角岳父母之巴戈、萧瑶)、性别、阶层(如饰演另一位杀人犯的叶子彦及其母亲的路明明),以及纵贯全剧主轴的「善恶」正反派角色,清一色以华语作为主要演出语言。

在这样的角色安排之下,演出杀人犯父母的检场、谢琼煖,以及演出黑道这三个角色的语言使用便格外引人注目,也无怪管先生能据此洋洋洒洒为文一篇,将整齣戏的「恶」与台语绑在一起。

我想这齣戏的中心思想并非仇视与善恶二元化,因此本质上,管先生所举的「骂人、坏人、歹命人」公式,似乎只有「歹命人」正确,因为检场与谢琼煖饰演的角色的确代表了社会中下层;而管先生没有看到的黑道人士勉勉强强符应了坏人的定义。

不过即便如此,管先生文中一口气所举的几个例子与《与恶》一剧所传达的语言价值观仍然截然不同,没有完全以「台语」代替粗鄙、代表恶,如果台语即是恶,为什幺社会大众以为是恶的杀人犯不是全程操台语?为什幺几个主角在嘶吼、歇斯底里时没有转以「粗鄙」的台语表示?

笔者以为《与恶》的语言安排并非没有问题,而是纯就几个角色的语言安排而言,如管先生此等指控,实接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或以为剧中李父、李母角色之原型,应该是影射数年前北捷杀人案的主角郑捷,但郑捷父母并非中下阶层,郑捷本人亦非乡下出身,此等角色塑造无非是「丑化台语人士」。

然而此处笔者虽亦不明白编剧何以作如此安排,也许是为戏剧张力、以中下阶级、台语家庭刻画来博取阅听众的同情。

不过,我相信多数阅听众在看到这个家庭的背后,应该不至于产生「他们讲台语,他们好没水準」或「他们讲台语,难怪他们家会养出杀人犯」如此常见丑化语言的套路所欲达到的结果;相对地,多数人应该仅止于同情。更何况李父李母两人并非无时不刻都操着台语,而是如同我们熟悉的、典型的台湾老者,在正式场合、外人之前改操华语,甚至可以说他们改用华语的时候分外引人同情。

这两个角色的塑造确实是符合某些刻板印象,但这是不是真如管文高见可以直指为「恶」,或说编剧意欲丑化、包藏祸心,仍有待商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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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黑道人士操持台语,或许是多年以来台湾戏剧长久习见的惯例,或许编剧认为台语有「江湖气口」,但诚如许多人指出,如果《与恶》的背景根据律师王赦是「北部」,北部的帮派界似乎以外省帮派为主,选用一个操台语却并非非常熟练(如「律师」一词发音接近「日师」)的演员,确有不妥之处。

这齣戏里面的「恶」,或许是编剧以及观者最关心的,管先生以为台语在此剧中代表恶,我以为「恶」或许不仅是如此。剧中许多歇斯底里、谴责加害者家属的角色,通通以华语演出(如对着加害者丢鸡蛋或者对精神病患不谅解的各个角色),这也跟管提出的戒严时期重大分野不同——因为该剧的台语演员诚如前述,仅有三名。

如果这齣戏的角色当中一个台语使用者也无,是不是反倒不会有这样的声浪?在台语比例如此稀少的情况下,要形成台语的歧视似乎也格外困难,因为多数观众甚至不会记得在什幺情况下,哪一个角色用台语说话,遑论要据此认为台语是卑下的、粗鄙的。

笔者以为在这样的前提之下,讨论《与恶》一剧究竟犯了什幺问题是较为合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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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文已交代我认为《与恶》在编剧语言处理上确实存在问题。公视的戏剧向来并非完全不考虑语言重现,如《一把青》虽有论者以为腔调不够接近抗战时期的中国,但仍感觉得到演员已刻意贴近;又如《奇蹟的女儿》为重现加班出口区女工的生活,所以多数对白以台语表现;相较下此次《与恶》对于语言的重视明显低落许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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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以台湾的人口比例而言,不论年轻世代(约当主角们的一辈),在年长世代多数人应该是以台语为主,就算日常生活中可能常用华语,可是在《与恶》剧情编排中,不论主角律师的岳父母以及应家父母(刘士民、谢丽金饰)清一色都以华语为主,与多数人所见情况明显有别,此处就管先生高见以为这就是编剧的巧思,在对观众洗脑下蛊,实则多数观众反应则不是如此,至多只觉得他们讲华语的比例高得吓人。

管文以为父母说台语、子女说华语的家庭传达出没有温暖、没有爱的意象,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家庭的另一个孩子李晓文(杀人犯的妹妹)的不是?就编剧的思路而言,他是不是也理所应当地铸下大错?受思觉失调症所苦的应思聪(林哲熹)所受的母亲离去、爱人骤逝,难道就不是失去爱、失去温暖?别忘了应思聪的父亲与后母在剧中可不是以台语沟通的。

管仁健却仅指出讲台语的家庭是没温暖的、是无爱的,这样对多数父母说台语子女说华语的观众而言是「下蛊」,还是严厉指控?管先生最后用「恶不一定等于台语,因为华语也可以为恶;但是台语仍然代表着恶」,如果他仅着眼于那个昙花一现的黑道人士而言,或许此种虚无的论点尚可成立,如果是顾及剧中的李父、李母而作此言,对编剧而言不啻是重大的打击,很显然你们所做的努力对某些人丝毫不见成效。

套一句剧中人物所讲的,李家父母虽是加害者家属,而他们同时也是受害者,这样的他们「恶」在何处?其他用华语沟通的每个角色,又恶在何处?我想这值得我们深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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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者,就人口比例而言,比如谢琼煖、温昇豪、吴慷仁以及前述的谢丽金,均有客家人血统,如就语言流利程度而言,谢琼煖甚至常参与客家电视台的演出,用客语演出绝非问题,可是在电视圈的大环境之下,这些演员永远只能以华语或台语演出。最后,单纯就语言调性而言,亦有人认为《与恶》角色的咬字太过字正腔圆,此者虽然可能是戏剧手法的展现,或者是作者生活周遭接触到的,但确实有与多数人事实相违背之处。最后就多数人注意到的,《与恶》刻意安排的几个台语角色,究竟是否造成「歧视」?

笔者以为如此的歧视虽不致于如同戒严时期的语言政策,造成善/恶、高尚/粗俗的二元论。

期待公视在製播第二季时可以把这些语言的因素都考虑在内,使这部戏剧除了剧情与演技之外更加无懈可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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